這組詞序并沒有任何意義，真正讓它們有價值的地方在于，這個詞序是由一個被稱為 MetaMask 的軟件專門為我一個人生產的。

用密碼學（cryptography）術語表達，就是助記詞（seed phrase）。這組詞匯讀起來感覺毫無連貫性而言，卻可以轉變成一把鑰匙，打開數字銀行賬戶，或者進行在線認證。而且只需幾步就完成了。

電腦在屏幕上告訴我要保證我的助記詞的安全：寫下來或者放在電腦上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匆匆的將 12 個單詞寫在便簽紙上，然后點擊了一個按鈕，就變成了 64 個看起來毫無規律可言的字符：

1b0be2162cedb2744d016943bb14e71de6af95a63af3790d6b41b1e719dc5c66

這在密碼學中被稱為「密匙」：這是一種身份驗證的方式，但與現實生活中拿鑰匙開鎖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的助記詞每次都可以產生準確的字母順序，但如何對鑰匙的初始詞組進行反工程尚不可知，這就是為什么將種子詞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密匙的字母會進行兩次的轉變，創造一串新的字符：

0x6c2ecd6388c550e8d99ada34a1cd55bedd052ad9

這一串字符就是我的以太坊（Ethereum）區塊鏈的地址。

一

在過去一年間，加密貨幣比特幣的價值增長了超過 1000%，以太坊與比特幣屬于同一類貨幣。
以太坊擁有自己的貨幣，最著名的就是以太幣，但這個平臺不僅擁有錢，它的范圍更加廣泛。你可以把的以太坊的地址看成類似銀行賬戶、郵箱地址或者一個社保號。

目前，它在的電腦上就是一串毫無意義的字符，但只要我想進行任何的交易，比如參與一個眾籌活動或者進行一個在線的公投，這個地址就會傳給出一個臨時的計算機網絡，對交易進行驗證。驗證的結果會再一次傳到更大范圍的網絡，會有更多的機器進入一種競爭的狀態，進行復雜的數學運算，勝出者會單獨對這筆交易進行記錄，在以太坊的歷史上，每筆交易都進行了規范的記錄。
因為這些交易都是通過一種有序的數據「塊」進行登記，所以這個記錄就被成為區塊鏈。
完成整個交易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從我的角度來看，這種體驗與平常的網絡生活并沒有多大的差別。

但從技術層面來看，確實相當的神奇，有一些東西在 10 年前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在不依賴傳統機構建立信任的情況下，我成功的完成了一筆安全交易。沒有中間商；沒有社交媒體網絡收集我本次交易的數據以便更好的進行廣告的精準推送；沒有信用機構跟蹤這次活動以便進行經濟可信狀況的建構。

是這個平臺讓所有的這一切成為了可能嗎？

不過，沒有人擁有這個平臺。沒有風投資本家投資以太坊，因為根本沒有這個公司。

作為一種組織形式，以太坊比任何一家私營公司都更加的民主。沒有專制領導的咆哮。只要加入這個社區，做一些工作，你就是在幫助駕駛以太坊這艘航船。

同比特幣以及其他大多區塊鏈平臺一樣，以太坊更像是一個蜂巢，而非一個正式的實體。它的界線很模糊，是一種扁平化的等級制度。

還有另外一面：在這個蜂巢中，有一些人通過他們的勞動，所積累的賬面凈值已達到數十億美元，2017 年一月一日，以太幣的價值只有 8 美元，而一年以后，這個價值就達到了 843 美元。

對于這種轉變，你可能會是一種蔑視的態度，覺得不值一提。畢竟，比特幣和以太幣價值失控性的增長絕對是非理性蔓延的典型案例。這種神秘的技術突破目前看起來與登錄網站進行信用卡還款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我們為什么要關心這樣一種技術呢？

但這種蔑視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做法。

從互聯網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學習到了一件事情，這種軟件架構看似神秘，可這種技術一旦發展成更加寬泛的計算，則會釋放出深遠的力量，影響全球。

如果郵件標準在 20 世紀 70 年代予以采用，將公匙和密匙作為一種默認設置，從索尼到 John Podesta（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競選總干事）的每個人都將不會再受到大規模郵件被黑的困擾，數百萬的普通用戶也不用再身份盜用的問題。

如果，萬維網的發明人 Tim Berners-Lee 在最初的標準中采納定位社交身份協議，今天我們可能就沒有 Facebook 了。

以太坊這類區塊鏈背后堅定的信仰者認為，分布式的信任網絡是軟件架構的一個進步，歷史一定會證明它的偉大意義。這種期望進一步推漲了加密貨幣的價值。

但是，比特幣泡沫很可能最終會成為區塊鏈真正意義上的一個狂歡。很多追捧者認為，對這種新技術的期許并不在于到取代我們現有的貨幣，而是取代我們當前對互聯網的觀念，同時將網絡世界拉回到一個去中心化的平等體制。

如果你相信這些追捧者的言論，區塊鏈就是未來。但這也是一種回到互聯網本來意義的方式。

二

在無限的資源和全球連接這種烏托邦夢想的激勵下，在過去的這些年，互聯網似乎變成了一個替罪羊：成為了我們所面臨的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

俄羅斯黑客在 Facebook 上利用虛假新聞瓦解了民主體制；推特和 Reddit 上仇恨言論肆虐；極客精英們的巨大財富使得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

對于我們很多在互聯網初期就開始使用網絡的人來說，最近的幾年讓我們有一種墮落之感。

互聯網本來承諾成為由大量小報、博客、自建的百科等新媒體；二十世紀主導大眾文化的信息巨頭本應該讓位給更加去中心化的體制，一種合作性的網絡而不再是一個具有等級制度的傳播渠道，反映出互聯網本身的點對點架構。

然而今天的網絡不再是烏托邦，充斥著金融泡沫、垃圾信息和無數的其它問題。但是，人們總猜想墮落的背后隱藏著進步。

去年，這樣的僥幸最終坍塌。在互聯網，懷疑并不是什么新的事物。不同之處在于，批評的聲音更多的是來自以前對網絡極度推崇的人。

「我們想要對互聯網進行修補，」Walter Isaacson 說。他是喬布斯傳記的作者，這句話是他在川普當選幾周后寫的一篇文章中所說。

「經過 40 年的發展，互聯網開始腐化，不僅僅是互聯網還有我們。」谷歌前戰略官 James Williams 告訴《衛報》：「注意力經濟的活力正結構性的危害人類的意志。」

紐約頂級的風投公司 Union Square Ventures 的管理合伙人 Brad Burnham 在博客上抱怨數字時代的準壟斷所導致的額外危害：

「在 Facebook 無差異化的內容洪流中，出版社發現自己正變成商品內容供應商。谷歌搜索算法的一個微小變化就能導致一家網站財富的流失。當亞馬遜決定在中國直接采購商品并重新規劃自己商品的需求時，制造商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銷售下滑。」（Burnham 的公司投資了我在 2006 年成立的公司；等到 2011 年公司被出售時，我們之間并沒有財務關系。）

甚至是網絡的發明人 Berners-Lee 也寫了一篇博客表明自己的憂慮，以廣告為基礎的社交媒體和搜索引擎創造了一種環境，「讓人震驚或者專門為吸引偏見所發布的虛假信息，像野火一樣在網絡上肆意傳播。」

對于大多數評論家來說，解決這些巨大的結構性問題的辦法就是，要么提出關于這些工具危險性的新忠告，比如掉我們的智能手機，讓孩子們遠離社交媒體，要么只能借助于強有力的監管和反壟斷手腕：使科技巨頭與其他對公共利益至關重要的行業（如早先的鐵路或電話網絡）一樣受到審查。

這兩個想法都值得贊揚：我們可能應該制定一套新的習慣來管理我們如何與社交媒體進行互動。看起來像 Google 和 Facebook 這樣強大的公司就應該像電視網絡一樣面臨相同的監管審查，這完全是明智的做法。

但這些干預措施不太可能解決網絡世界面臨的核心問題。

畢竟，在上世紀 90 年代不僅僅是司法部的反壟斷部門質疑微軟的壟斷權力，同時也出現了新的軟件和硬件，比如網絡、開源軟件和蘋果產品，這些都破壞了微軟的主導地位。

以太坊（Ethereum）這樣的平臺背后的區塊鏈布道者認為，軟件、密碼和分布式系統方面的一系列先進技術，有能力解決當今的數字問題。比如，在線廣告的腐蝕性激勵機制；Facebook、谷歌和亞馬遜的準壟斷；俄羅斯的誤報運動。

如果他們成功了，他們的發明可能會比任何反壟斷規則更有效地挑戰科技巨頭的霸權。他們甚至聲稱，為資本主義的贏家通吃模式提供了一個替代方案，而不會把財富不平等推到了強盜貴族時代以來沒有見過的高度。

這一補救措施在任何普通科技消費者了解的產品中都尚不可見。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進入主流認可的區塊鏈項目就是比特幣，但它正處于一個投機泡沫中。

這場泡沫使得連上世紀 90 年代的互聯網 IPO 熱潮看起來都只能算是鄰居的車庫拍賣。這里存在著困擾所有試圖理解區塊鏈人的一個認知沖突：這場很可能發生的革命的潛在力量正在被它所吸引的人群積極地削弱，這群人是名副其實的騙子、假先知和雇傭兵。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那些追求開放和去中心化網絡的技術專家們發現自己被一群想一夜暴富的機會主義者所包圍。

問題在于，泡沫破滅后，區塊鏈的真正承諾能否持久。

三

對一些現代科技史的學生來說，互聯網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劇本。

就像 Tim Wu 在他 2010 年出版的書中提出的「總開關」那樣，所有主要的 20 世紀信息技術都有一個相似的發展模式。從一開始愛好者和出于好奇心和社團的玩具，到最后終結于跨國公司對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持續關注。Wu 稱這種模式為周期，至少在表面上，互聯網以令人信服的準確度符合這樣的周期。

互聯網最初是由政府資助的學術研究項目和業余愛好組成的大雜燴。但萬維網首次進入大眾想象中的 20 年后，它在谷歌、Facebook 和亞馬遜——也間接地從蘋果公司——這些在資本主義史上最強大、最有價值的公司中誕生了。

區塊鏈的倡導者并不接受這一周期的必然性。

他們認為，事實上，互聯網的根本比以前的信息技術更徹底地開放和分散，而且如果我們成功地堅持這種根本，它本可以保持這種狀態。網絡世界就不會被少數信息時代的巨頭主宰；我們的新聞平臺也不會這么容易受到操縱和欺詐；身份盜竊將遠不這么常見；廣告收入也將分布在更廣泛的媒體領域。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將互聯網看作是相互堆疊在一起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就像考古挖掘中的地質層一樣。

其中一層是由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開發的軟件協議組成的，并在 90 年代達到了臨界數量，至少在受眾方面是如此。（協議是通用語言的軟件版本，是多臺計算機同意彼此通信的一種方式。有一些協議控制著互聯網原始數據的流通，有一些協議控制發送電子郵件消息，以及有一些協議定義網頁地址。）

然后在他們之上，是另一層基于網絡的服務——Facebook、谷歌、亞馬遜、Twitter——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基本上都是這些服務掌控互聯網世界。

第一層——我們稱為 InternetOne——是建立在開放協議之上的，而開放協議則依次由學術研究人員和不歸屬與任何人的國際標準組織定義和維護。

事實上，最初的開放性仍然存在于我們周圍，以一種我們可能不太能意識到的方式。電子郵件仍然是基于開放協議 POP、SMTP 和 IMAP；網站仍然使用開放協議 HTTP 服務；比特仍然通過互聯網的原始開放協議 TCP/IP 傳輸。

你完全不需要了解這些軟件協議是如何在技術上運轉的，就可以直接享受它們帶來的好處。他們共有的關鍵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使用。

如果你想建立一個網頁，你不需要向擁有 HTTP 協議的公司支付授權費；如果你想用 SMTP 發送電子郵件，你不必向廣告商出售你的部分身份。與維基百科一樣，互聯網的開放協議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基于人民群眾的產品。

要理解這些協議的好處是多么巨大而又難以察覺，那就想象一下其中一個關鍵標準沒有被開發出來會是怎么樣。

例如，我們用來定義地理位置的開放標準 GPS。

全球定位系統（GPS）最初由美國軍方開發，在里根政府時期首次被用于民用。在大約 10 年的時間里，它主要被航空工業使用，直到個人消費者開始在汽車導航系統中使用它。

現在我們有了智能手機，可以從我們頭頂的 GPS 衛星接收到信號，我們利用這一非凡的力量做了各種事情，從尋找附近的餐館、玩 Pokemon Go，到協調救災力量，無所不包。

但是，如果當年軍方把全球定位系統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又會怎樣呢？

那么，估計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某個時候，表明消費者對建立精確的地理坐標感興趣的一個市場信號可能會流向硅谷和其他科技中心的創新者，因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些位置投影到數字地圖上了。

競爭對手之間肯定會有幾年激烈的競爭，他們都會把自己的專用衛星送入軌道，推進自己的獨特協議。但考慮到從單一常見的方法驗證位置的效率，最終市場會選定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模型。

我們就叫那個假想的公司 GeoBook 吧。

最初，對于試圖在硬件和軟件中建立定位意識的消費者和其他公司來說，全面擁抱 GeoBook 將是一種飛躍。但慢慢地，一個更黑暗的故事將會出現：

一個能夠追蹤全球數十億人動向的單獨一家私人公司，會建成一個基于我們移動位置的廣告巨頭。任何試圖構建地理感知應用程序的初創企業在強大的 GeoBook 面前都很脆弱。適當的憤怒論戰將會被寫來譴責天空中這個老大哥的公眾威脅。

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原因很簡單。

地理定位，就好像網頁和電子郵件地址和域名的位置一樣，是一個我們用開放協議解決了的問題。正因為這是一個我們沒遇到的問題，我們很少考慮到 GPS 是有多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以及在它的基礎上開發了多少不同的應用。

開放的，分散的網絡在 InternetOne 層上非常活躍而且運轉良好。但是自從我們在 90 年代中期在萬維網上安定下來之后，我們就很少采用新的開放標準協議了。

在 1995 年之后，技術專家所解決的最大的問題——許多是圍繞著身份、社區和支付機制——都留給了私營部門去解決。這在本世紀初帶來了一個強大的互聯網服務層，我們可以稱之為 InternetTwo。

盡管互聯網開放協議的發明者們極具聰明才智，但他們沒有把一些關鍵元素放進開放協議。這些元素后來被證明對網絡文化的未來至關重要。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建立一個安全的開放標準來在網絡上確定人類的身份。

信息的單位可以被定義——網頁、鏈接、消息——但是人們沒有自己的協議：沒有辦法定義和分享你的真實姓名、你的位置、你的興趣，或者（也許最重要的是）你和其他網民的關系。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主要的疏忽，因為身份正是一個能從公認的解決方案中獲益的問題。

它是以太坊的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所描述的「基礎層」基礎設施：諸如語言、道路和郵政服務、商業和競爭發生的平臺實際上都是通過在公共領域的底層來支持實現的。

在線下，我們沒有一個開放的市場來購買實體護照或社保號碼；我們有一些大多由國家力量支持的著名權威機構，用這些權威來想別人證明我們就是我們所聲稱的那個人。

但在網絡上，私人部門突然介入，填補了這一真空。因為身份具有普遍問題的特征，所以市場受到了很強的激勵要以一個共同的標準來界定你自己和你認識的人。

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報酬遞增」或「網絡效應」的自我強化反饋循環開始生效，經過一段時間在涉及如 Myspace 和 Friendster 的社交媒體初創企業的實驗后，市場決定了什么才是本質上明確你自己和你所認識的人的專有標準。

這個標準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的用戶超過 20 億，它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上世紀 90 年代末互聯網泡沫頂峰時期的整個互聯網。成立僅 14 年，用戶的增長就使它成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價值的公司。

Facebook 是可以劃分 InternetOne 經濟和 InternetTwo 經濟的鴻溝的終極體現。沒有一家私營公司擁有定義電子郵件、GPS 或開放網絡的協議，但是有一個公司擁有能夠定義今天的 20 億人社會身份的數據——而有一個人，名叫 Mark Zuckerberg，擁有該公司的絕大多數表決權。

如果你認為集中式網絡的興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循環，而早期網絡開放協議的理想主義是一種青少輕狂的錯誤意識，那么我們就沒什么理由再去煩惱我們是怎么放棄了 InternetOne 時期的愿景。究竟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墮落的國家，沒有辦法回到伊甸園，還是說伊甸園本身就是一種必將被集權破壞的幻想。

無論在哪種情況下，試圖恢復 InternetOne 的架構都沒有意義；我們唯一的希望是通過監管和反壟斷行動，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控制這些企業巨頭。

這是古老的 Audre Lorde 格言的變體:「主人的工具永遠不會拆除主人的房子。」你不能通過提供更多的技術解決方案來解決技術為我們創造的問題。你需要在軟件和服務器領域之外找到足以匹敵的外來力量才能瓦解壟斷集團。

但是在這個類比中，主人的房子是一個雙層小樓。上層建筑確實是無法用建造它的工具來拆除的，但是那下面的開放協議仍然有潛力去建造更好的東西。

四

對開放協議復興最有說服力的倡導者之一 Juan Benet 是一個出生在墨西哥的程序員。

他現在住在位于加州帕洛阿爾托市郊的一個小巷的三居室出租屋里，住戶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另一個程序員，加上一個不停變化的客人，一些客人屬于 Benet 的組織：協議實驗室（Protocol Labs）。

在九月的一個溫暖的日子里，Benet 穿著一件黑色的協議實驗室衛衣在門口迎接我。這個空間的內部讓人想起了 HBO 的「硅谷」里的孵化器/聯誼會會堂。它的客廳被一排黑色的電腦顯示器所霸占。

在門廳里，「歡迎來到瑞文戴爾（Rivendell）」的字樣在白板上潦草地寫著，這是對「指環王」里艾雯城（Elven city）的一種致敬。「我們把這房子叫做瑞文戴爾，」貝內特不好意思地說，「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瑞文戴爾。這里沒有足夠的書、瀑布或是精靈。」

Benet 現年 29 歲，他認為自己是上世紀 90 年代末和 21 世紀初曾短暫繁榮過的第一場 P2P 革命的孩子，那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 BitTorrent 這樣通常是非法地傳播媒體文件的網絡推動的。

那場最初的繁榮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聯網分散的開放協議根源的邏輯延伸。互聯網已經表明，你可以在基于群眾的網絡中可靠地發布文檔。像 BitTorrent 或 Skype 這樣的服務將這種邏輯帶到下一個層次，允許普通用戶在互聯網上添加新功能：創建一個分布式的（主要是盜版的）媒體庫，就像用 BitTorrent 那樣。或者幫助人們通過互聯網撥打電話，就像使用 Skype 一樣。

Benet 坐在瑞文戴爾里的客廳/辦公室里告訴我，他認為隨著 Skype 和 BitTorrent 的興起，21 世紀初就像是「P2P 的『盛夏』」——它的黃金時期。

「但后來，P2P 就撞上了一堵墻，因為人們開始喜歡集中的架構。」他說，「部分由于 p2p 業務模式是由盜版驅動的。」

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的畢業生 Benet 以一種讓人想起 Elon Musk 的方式說話：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掃視著你頭頂上的一片空氣，就像他在看一個看不見的提詞器來尋找措辭一樣。

他對協議實驗室正在發展的技術充滿熱情，但也熱衷于將其置于更廣闊的環境中。對于 Benet 來說，從分布式系統到更集中的方法的轉變，幾乎沒有人能預料到。

「游戲規則、管理所有這些技術的規則非常重要。」他說，「我們現在所構建的結構將會描繪出未來 5 年或 10 年后截然不同的圖景。」

他接著說：「當時我很清楚，P2P 是一件特別的事情。但當時我并不清楚的它的風險有多高。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必須接過接力棒，現在輪到我來保護它了。

協議實驗室正是 Benet 試圖接下這根接力棒的嘗試，它的第一個項目是對互聯網文件系統的徹底改革，這個系統包括我們用來定位網絡上網頁位置的基本方案。

Benet 把他的系統稱為 IPFS，這是「星際文件系統（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的縮寫。

當前的協議 HTTP 將網頁從一個單一的位置下載下來，并且沒有內置的機制來歸檔在線頁面。而 IPFS 允許用戶從多個位置同時下載一個頁面，并包括程序員所稱的「歷史版本控制」，這樣過去的迭代就不會從歷史記錄中消失。

為了支持該協議，Benet 還創建了一個名為 Filecoin 的系統，該系統將允許用戶有效地出租未使用的硬盤空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數據的 Airbnb）

「現在，地球上有無數待機或閑置的硬盤驅動器，以至于它們的所有者只是在賠錢，」Benet 說，「因此，你可以將大量的供應帶上線，這將降低存儲成本。」

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協議實驗室的雄心遠不止這些項目，Benet 的更大使命是在未來幾年支持許多新的開源協議。

為什么互聯網會從開放走向封閉？

一部分解釋在于「不作為」這一原罪：當新一代的程序員開始著手解決 InternetOne 未解決的問題時，只要程序員保持系統閉源，就會有幾乎無限的資金來源進行投資。

InternetOne 開放協議成功的秘訣在于，它們是在大多數人都不關心網絡網絡的時代發展起來的，因此他們能夠悄悄地達到臨界數量，而不必對付富有的企業集團和風險資本家。

不過，到 21 世紀中期，像 Facebook 這樣有前途的新公司，即使在成為家喻戶曉的品牌之前，也能吸引數百萬美元的融資。而且，私人部門的資金確保了公司的關鍵軟件保持關閉狀態，以便為股東獲取盡可能多的價值。

然而，正如風險投資家 Chris Dixon 指出的那樣，還有另外一個在本質上比金融更具有技術性的因素。

「假設你想建立一個開放的 Twitter，」Dixon 坐在 Andreessen Horowitz 紐約辦公室的會議室里解釋說，他是那里的一位普通合伙人。「我在 Twitter 上叫做 @cdixon，那你怎么存儲這個信息呢？你需要一個數據庫。」

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這樣的封閉架構將用戶的所有信息——他們的操作、他們的點贊和照片、他們在網絡上與其他個人的關系圖譜——放入一個由公司維護的私有數據庫中。每當你查看你的 Facebook 新聞提要時，你都可以訪問這個數據庫非常小的一部分，只看到與你相關的信息。

運轉 Facebook 的數據庫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復雜操作，依賴于遍布全球的成千上萬的服務器，由地球上最杰出的工程師們監管。從 Facebook 的角度來看，他們為人類提供了一項寶貴的服務：為地球上幾乎所有人創建一個共同的社交圖譜。

他們不得不出售廣告來支付提供這項服務的成本——以及他們的網絡的規模賦予他們的影響世界各地二十億人的思想的驚人力量——是為了這共享社交圖譜要付出的一項雖然不好，但也不可避免的代價。

這種權衡在 21 世紀中期確實是有道理的；創建一個能夠追蹤數以億計的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數據庫——更不用說 20 億了——是只有一個組織才能解決的問題。

但是正如 Benet 和他那些區塊鏈傳道伙伴們急于證明的那樣，這樣的合理性可能不再存在了。

那么，當大型科技公司已經吸引了數十億用戶，并坐擁數千億美元現金的時候，你如何才能在這個時代讓新的基礎協議被有意義地采納呢？

如果你恰好相信互聯網在其當前的化身中對社會造成了重大的、日益嚴重的危害，那么這個看似深奧的問題——讓人們采用新的開源技術標準的困難——最終會產生重要后果。

如果我們想不出一種方法來引入新的、能與現有架構匹敵的基礎架構，那么我們就會被永遠困在現在的互聯網。

我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結果就是政府干預，以減少 Facebook 或谷歌的影響力，或者是某種來自消費者的反抗，鼓勵市場轉向更少霸權的在線服務，這就相當于是為了當地農民的市場銷路而放棄大型農業設施的數字版。

這兩種方法都不會顛覆 InternetTwo 的基本推動力。

五

2008 年，在 Zuckerberg 為他正在成長的公司開設了第一家國際總部后不久，第一個對封閉協議時代有意義的挑戰的蛛絲馬跡出現了。

一名（或一群）神秘的程序員以 Satoshi Nakamoto 的名義給密碼學的學術社區成員們的電子郵箱分發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被叫做「比特幣：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在其中，Nakamoto 為一種數字貨幣概述了一個巧妙的系統，它不需要集中的可信權威來驗證交易。

當時，Facebook 和比特幣似乎屬于完全不同的領域——一個是風投支持下蓬勃發展的社交媒體初創公司，讓你分享生日祝福、與老朋友聯系，而另一個則是一個不知名的電子郵件列表中的關于加密貨幣的錯綜復雜的方案。

但 10 年后，Nakamoto 在這篇論文中提出的想法已經對像 Facebook 這樣的互聯網巨頭的霸主地位構成了最重大的挑戰。

比特幣的悖論之處在于，它很有可能成為一項真正革命性的突破，同時也是作為貨幣的一種巨大失敗。

正如我所寫的那樣，在過去的五年里比特幣的價值增長了近 100,000%，為早期投資者賺了一大筆錢，但也將其標榜為一種極不穩定的支付機制。而創造新比特幣的過程也被證明需要驚人的能量消耗。

歷史充滿了新技術的故事，而最后這些新技術的最初應用與最終用途已經沒什么關聯了。所有對比特幣作為支付系統的關注，可能同樣會被證明是這樣的一種干擾，是技術領域里會丟了西瓜的「芝麻」。

Nakamoto 在最初的宣言中把比特幣定位為「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但在它的核心，他（或她或他們）提出的創新其實具有更一般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兩個關鍵特征。

首先，比特幣提供了一種證據，證明你可以創建一個安全的數據庫——區塊鏈——分散在成百上千的計算機上，而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控制和驗證數據的真實性。

其次，Nakamoto 設計了比特幣，以使維持分布式賬本的工作本身就能得到少量的、越來越稀有的比特幣支付。如果你將你計算機處理能力的一半投入到幫助比特幣網絡完成計算——從而抵御黑客和騙子——你就得到了一小塊比特幣。

Nakamoto 設計了這個系統，這樣比特幣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難以獲得，從而確保了系統中一定數量的稀缺性。如果你在早期幫助比特幣保持數據庫的安全，你將比后來的人賺更多的比特幣。這個過程被稱為「挖礦」。

基于我們理解的目的，請忘記一切關于比特幣熱的其他事情，就記住這兩件即可：

Nakamoto 帶來這個世界的是一種能在數據庫沒有管理員的情況下對內容達成一致認可的方法，以及一種不通過正式工資或是分得股權就能獎勵那些幫助使數據庫變得更有價值的人們的方法。這兩種想法一起解決了分布式數據庫問題和資金問題。

突然之間，一種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幼年時期不存在的，支持開放協議的方法出現了。

這兩個功能現在已經被復制到了數十個受到比特幣啟發的新系統中。其中一個系統就是以太坊，這是 Vitalik Buterin 在他 19 歲時在一篇白皮書中提出的。以太坊確實有它的貨幣，但是以太坊的設計核心并不是為了方便電子支付，而是要讓人們在以太坊區塊鏈上運行應用程序。

目前，有數百個以太坊應用程序正在開發中，從預測市場到 Facebook 的克隆，再到眾籌服務。幾乎所有的產品都處于內測前階段，還沒有準備好供消費者使用。盡管應用程序處于萌芽狀態，但以太貨幣已經出現了微型比特幣泡沫，很可能為 Buterin 帶來巨額財富。

這些貨幣可以被明智地運用。

Juan Benet 的 Filecoin 系統將依賴于以太坊技術，并獎勵那些使用它的 IPFS 協議，或者幫助維護它所需要的共享數據庫的用戶和開發人員。協議實驗室正在創建自己的加密貨幣，也稱為 Filecoin，并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在公開市場上出售部分 Filecoin。（在 2017 年的夏天，該公司通過向認證投資者提供 Benet 所說的代幣「預售」，在頭 60 分鐘內籌集了 1.35 億美元。）

許多加密貨幣首先是通過一種被稱為「首次硬幣發行（I.C.O）」的程序向公眾供應的。這 I.C.O. 的縮寫形式是故意在呼應定義了上世紀 90 年代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的「首次公開發行（I.P.O.）」。但兩者之間有一個關鍵的區別。

投機者可以在 I.C.O. 中買入，但它們并不是像在傳統的 I.P.O. 中那樣購買私人公司的股權及其專有軟件。

之后，數字貨幣將繼續被創造出來以換取勞動力——在 Filecoin 的情況下，也就是指那些幫助維持 Filecoin 網絡的人們。幫助改進該軟件的開發人員可以獲得這些 Filecoin，普通用戶也可以通過提供多余的硬盤空間來擴展網絡的存儲容量以獲得 Filecoin。Filecoin 是一種信號，表明某人在某個地方為這個網絡增加了價值。

像 Chris Dixon 這樣的倡導者已經開始用「代幣（tokens）」而不是硬幣（coins）來指代這種勞動力交易中的補償，以強調這樣的技術并不一定是為了破壞現有的貨幣系統。

「我很喜歡這個代幣的象征意義，因為它很清楚地表明它就像一個電玩城。」他說，「你去游樂場玩，在那里你可以使用這些代幣。但我們并不是要取代美國政府。它不是真正的貨幣；它是一種在這個世界里的偽貨幣。」

MetaMask 的創始人 Dan Finlay 也響應了 Dixon 的觀點。他說：「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我們已經開始規劃新的價值體系。他們根本不需要模仿像金錢這樣的現有體系。」

無論真假，I.C.O. 的想法已經激發了大量的影子發售，其中一些是由不太可能是區塊鏈狂熱者的名人代言的，比如 DJ Khaled、Paris Hilton 和 Floyd Mayweather。

在一篇發表于 2017 年 10 月的博客文章中，聯合廣場創業公司的創始人以及區塊鏈革命的早期倡導者 Fred Wilson 強烈反對 I.C.O 的擴張。「我討厭它，」威爾遜寫道，并補充道大部分的 I.C.O. 都「是詐騙。而那些在社交媒體上為此站臺的名人和其他人的這種行為很糟糕，可能已經違反了證券法。」

對于 I.C.O.——以及已經發行的比特幣和以太幣——興趣的激增，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有多少金融投機活動已經被吸引到了那些實際上沒有被普通消費者采用的平臺中去。

至少在上世紀 90 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時期，普通人的確在亞馬遜上買書，或者在網上閱讀報紙；那時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網絡將會成為主流平臺。

而如今，炒作周期已經被加速到，數十億美元正在追逐一項幾乎除了密碼學專家以外無人能理解的技術，更不用說只有多少人真的在使用了。

六

為了討論清楚，讓我們假設炒作是必要的，而且像以太坊這樣的區塊鏈平臺成為了我們數字基礎架構的基礎部分。那么一個分布式的分類賬和象征性的經濟將如何挑戰一個科技巨頭呢？

Fred Wilson 在聯合廣場風險投資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合伙人 Brad Burnham 提出了一個圍繞另一家科技巨頭的設想。去年，這家公司與監管機構和公眾輿論發生了沖突——優步（Uber）。

「優步基本上只是司機和乘客之間的協調平臺，」Burnham 說，「是的，它確實很有創意，一開始就有很多功能來減少司機是否會來的焦慮，還有地圖，以及很多值得夸贊的東西。」

但當優步等新服務迅猛發展時，市場就有了鞏固一個領導者的強大動力。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乘客開始使用優步 app 吸引了更多的司機，而這反過來又吸引了更多的乘客。人們在優步上綁定了信用卡；他們已經安裝了應用程序；在路上也有更多的優步司機。因此，嘗試其他競爭對手服務的轉換成本最終會變得令人望而卻步，即使首席執行官似乎是一個混蛋，或者理論上來說消費者應該更喜歡一個有十來個優步的競爭市場。

Burnham 說：「在某個時候，圍繞協調的創新變得越來越沒創意。」

區塊鏈世界提出了不同的建議。想象一下，一些像協議實驗室這樣的團體決定在堆棧中添加另一個「基本層」。

正如 GPS 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現和分享我們位置的方法一樣，這個新協議將定義一個簡單的請求：我在這里，想去那里。分布式賬簿可能會記錄所有用戶過去的旅行、信用卡、最喜歡的地點——所有優步或亞馬遜這樣的服務商用來鎖定客戶的元數據。為了方便論證，把它叫做「交通（transit）」協議。

將「交通」請求發送到互聯網的標準將完全開放；任何想要構建應用程序來響應該請求的人都可以免費使用。城市可以建立「交通」應用程序，允許出租車司機提出請求。而自行車共享組織，或者人力車夫也可以這樣做。

開發人員可以創建共享的市場應用程序，在這些應用程序中，所有的潛在車輛都可以通過「交通」來爭奪您的業務。

當你走在人行道上，想要搭車時，你不需要在招呼之前就忠心于一個供應商。你會簡單地宣布你站在麥迪遜廣場 67 號，需要去聯合廣場。然后你會得到一連串的競爭性報價。你甚至可以在理論上得到大都會運輸署（M.T.A）的報價。它可以建立一個服務來提醒「交通」的用戶，直接乘坐軌道交通 6 號線可能會更便宜，也更快捷。

當優步和 Lyft 已經在拼車市場占據主導地位時，「交通」將如何達到臨界規模？這就是代幣發揮作用的地方。

早期用戶將獲得過「交通」代幣，這些代幣可以用來購買「交通」服務或兌換傳統貨幣。就像在比特幣模式中一樣，隨著交通工具的普及，代幣分發會變得越來越吝嗇。

在早期，一名用「交通」開發了 iPhone 應用程序的開發人員可能會得到一大筆代幣；開始使用「交通」作為尋找乘客的第二種選擇的優步司機可以收集到代幣作為擁抱新系統的獎勵；有冒險精神的消費者將會因為在早期開始使用「交通」而得到代幣獎勵，因為與現有的專有網絡（如優步或 Lyft）相比，可用的司機要少得多。

當「交通」業務猛增時，它將吸引投機者，他們會將代幣的標上貨幣價格，并通過膨脹其價值來驅動更多人對協議的興趣，而這反過來又會吸引更多的開發商、司機和客戶。如果整個系統最終像它的倡導者所認為的那樣運作，那么結果就是一個更加競爭性，同時更公平的市場。

所有的經濟價值而不是被一個或兩個主導市場的大公司的股東獲取，而是在一個更廣泛的群體間分配：早期的「交通」開發人員、那些使得協議的使用更加用戶友好的 app 開發者們、早期的司機和乘客用戶，以及第一波投機者。

代幣經濟體引進一套不符合傳統模型的新奇元素：不像在股東權益模型中那樣擁有資本來創造價值擁，人們通過改善底層協議、幫助記賬（就像比特幣挖礦）、在上面編寫應用程序，或者只是使用服務來創造價值。創始人、投資者和客戶之間的界線比傳統的公司模式要模糊得多；所有的激勵都是明確設計來避免贏家通吃的結果。然而，與此同時，整個系統依賴于一個最初的投機階段——外部人士押注于代幣升值。

「你想想 90 年代的互聯網泡沫，以及我們從中得到的所有偉大的基礎設施，」Dixon 說，「你基本上是接受了這些成果，并將其縮小到應用程序的大小。」

七

即使是分散化的加密動作也有其關鍵節點。

在以太坊中，其中一個節點是總部位于布魯克林的一個叫 Consensys 的組織，由一位以太坊的早期先驅 Joseph Lubin 創立。十一月，ConsenSys 的首席營銷官，26 歲的 Amanda Gutterman，帶我參觀了該組織總部。在我們在一起的最初幾分鐘里，她堅持要給我泡一杯咖啡，卻發現廚房里的滴漏式咖啡機已經干透了。

「如果我們連咖啡都不能煮，還怎么去修理互聯網？」她笑著說。

Consensys 的總部位于工業城市布什威克，毗鄰比薩愛好者的朝圣地 Roberta's，這與「總部」的形象格格不入。門前滿是涂鴉和貼紙；門內的樓梯井還維持在庫利奇政府時期的風格。

僅僅三年時間，Consensys 網絡現在已擁有超過 550 名雇員，分布在 28 個國家，且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風險投資。作為一個組織，ConsenSys 并不太適合被歸為任何常見的類別：從技術上講，它是一個公司，但它也有類似于非營利組織和工人團體的成分。

Consensys 成員的共同目標是加強和擴大以太坊區塊鏈的影響力與規模。他們支持開發者為以太坊平臺創建新的 app 和開發工具，其中就有 MetaMask 軟件，用于生成我的以太坊地址。但他們也為企業、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提供咨詢式的服務，幫助這些機構將以太坊的智能合同納入到他們自己的系統中。

區塊鏈所面臨的真正考驗將圍繞身份問題循環出現，就像過去幾年反復出現的那些線上危機一樣。

今天，你的數字身份會分散在幾十個甚至數百個不同站點上：亞馬遜有你的信用卡信息和你的購買歷史記錄；Facebook 知道有關你的朋友和家人的信息；Equifax 保存了你的信用記錄歷史。當你使用這些服務時，你實際上是在請求出借一些關于你自己的信息，從而執行某項任務：為你的叔叔訂購圣誕禮物，或是打開 Instagram 查看昨晚的辦公室聚會圖片。

但你的所有這些不同身份片段都不屬于你；它們屬于 Facebook、亞馬遜和谷歌，這些公司可以自由地向廣告商推銷有關你的信息，卻不必通知你本人。

當然，你可以選擇刪除這些賬戶，如果你停止使用 Facebook，扎克伯格和 Facebook 的股東就不能再把你的注意力租給他們真正的客戶，也就不能從你身上賺錢了。但是，你卻帶不走在你在 Facebook 或谷歌的身份。如果你想加入另一個富有吸引力的社交網絡，它受到俄羅斯機器人（Russian bots 的感染程度可能比較小，但是你不能從 Twitter 中提取出你的社交網絡并把它存入新的服務中。你必須從頭開始構建網絡（并說服你的所有朋友都這樣做）。

區塊鏈傳道者認為，這套方法已經落伍了。

你應該擁有你自己的數字身份，它包括你的出生日期、朋友網絡、購買歷史等，你應該能夠自由調用這些身份片段，將它借給你認為合適的服務。

由于你的身份并沒有被納入最初的互聯網協議，且在比特幣出現之前，分布式數據庫的管理困難重重，因此這種形式的「自主權」身份——正如這句話所說的那樣——在過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這個目標可以實現了。

一些基于區塊鏈的服務正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包括一種新的身份系統 Uport，是從 ConsenSys 獨立出來的，以及目前基于比特幣平臺的 Blockstack。（Tim Berners Lee 正在領導一個類似系統的開發工作，稱作 Solid，它也將允許用戶擁有對個人數據的控制權。）這些競爭對手的框架都略有不同，但他們都立足于解決同一個問題，即身份應該如何存在于一個真正的去中心化的互聯網中。

什么能夠讓一個基于區塊鏈的新身份標準脫離 Tim Wu 的管轄？后者一手促成了 Facebook 的這種主導地位。也許沒有什么能夠阻擋這一趨勢。但是想象一下，這個序列在實踐中會發揮怎樣的作用？

有人通過以太坊創建了一個新協議來定義你的社交網絡。它可能同其它一系列的以太坊地址一樣簡單；換句話說就是，這是那些我喜歡并信任的人的公共地址。

這種定義社會網絡的方式或許能贏得大眾的歡迎，并最終取代 Facebook 那種自行定義用戶網絡的封閉式系統。也許有一天，地球上的每個人都可以用這個標準來描繪他們的社會關系，就像互聯網上的每個人都使用 TCP/IP 來共享數據一樣。

即使這種新的身份形式無處不在，它也不會給濫用和操縱行為創造機會，而這在封閉系統中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事實標準。

Facebook 式的服務可以基于我的好友動態來使用我的社交地圖，從而為我過濾新聞、八卦或音樂，但如果這項服務惹惱了我，我就可以自由地選擇其它選擇而無需轉換成本。一個開放的身份標準將能夠給普通人創造一個機會，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出價最高的廣告主身上，或是選擇將他們完全屏蔽。

Gutterman 認為，該類系統可以被應用于更加重要的身份形式，比如醫療數據。你的基因組數據將不屬于私營機構，他們無權將其存儲在自己的服務器上，你的信息將被存儲在個人的數據檔案中。

「可能我不想讓很多實體企業看到這些數據，但也許我愿意把它們捐給醫學研究項目。」她說，「我可以把我的基于區塊鏈的自主權賬戶發給一個研究小組，（允許）他們而非其他人來使用我的數據。我可以把它們賣了，或者把它們捐了。」

由于 Facebook 等封閉標準采用 token 架構，這給了基于區塊鏈的身份標準一個優勢。

許多評論家觀察到，在從內容生產到廣告銷售這一整條產業鏈中，普通用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創建內容，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而該媒體平臺卻可以捕獲其中的所有經濟價值。

一個基于 token 的社交網絡至少會給早期用戶一點補償，獎勵他們為新平臺凝聚到的吸引力。

「如果有人真的能創造出一種社交網絡平臺，讓用戶擁有網絡的一部分并獲得相應的報酬，」Dixon 說，「那將相當有說服力。」

相較于谷歌或 Facebook 等科技巨頭所精心構建的防火墻，信息在一個分布式區塊鏈中會更加安全嗎？

在這方面，比特幣的故事實際上很有啟發性：作為一種貨幣，它可能永遠都不夠穩定，但它確實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據，即分布式分類賬戶有很高的安全性。

「看看比特幣或以太坊的市值：800 億美元，250 億美元，具體的我忘了，」Dixon 說。

「這意味著，如果你攻破了這個系統，你就可以卷走至少十億美金。你聽說過「bug 懸賞（bug bounty）」嗎？有人稱，『如果你破解了我的系統，我就給你一百萬美元』，所以現在，比特幣在過去的 9 年時間里已經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 bug 賞金，但沒有人曾越過它的防線。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基于區塊鏈的身份協議具有分散性，這同樣也增加了信息的安全性。

在 Blockstack 提出的身份系統中，有關你的身份的實際信息，比如你的社會關系、購買歷史等，將被存儲在線上空間的任何地方。區塊鏈使用加密的安全密鑰來解鎖信息，并將其共享給其他值得信賴的供應商。一個擁有數億用戶數據的中央存儲系統——安全專家稱之為「蜜罐（honey pots）」——對黑客來說更具吸引力。

你會偏向于哪種做法：入侵一億臺獨立的個人電腦，在每一臺大腦上逐條篩選數據，然后竊取一億條信用記錄；或者入侵一個一個 Equifax 的中央存儲系統，然后在幾小時之內卷走這一億條數據。

正如 Gutterman 所說，「這是搶劫一棟房子和搶劫整個村莊之間的差異。」

太多的區塊鏈架構受制于這樣一堆預測，即一旦該架構發現了一個更廣泛的觀眾群體，那么它可能會如何被濫用。

這是其自身魅力和力量的一部分。區塊鏈疏導了投機泡沫的能量，因為它允許平臺上的廣大真實支持者去共享 Token。它會阻礙任何個人或小團體獲得對整個數據庫的控制權。它的加密機制是為了防止監視狀態或阻擋身份竊賊。在這方面，區塊鏈顯示出一種政治憲法般的家族相似性：其規則設計著眼于該規則被利用的潛在方式。

在比特幣和其它無證貨幣社區中，涌現出眾多無政府自由主義傾向；這個社區充斥著一些詞語和短語（比如「自主權」），聽起來像是蒙大納州一些民兵組織的口號。

然而對于想要更公平地分配財富、打破數字時代的卡特爾的人，區塊鏈思想提供了一個誘人的可能性，該社區或可瓦解高度的權利集中，探索出較為民主的所有權模型。

在這個意義上，區塊鏈理念還可以為自由主義者發聲，它為資本無度行為（比如信息壟斷）提供了非官方的解決方案。

然而，對區塊鏈的信任并不意味著必須反對監管，如果該監管制度的設計目標與之互補的話。

例如，Brad Burnham 建議監管機構，應該堅決支持每個公民對「私人數據商店的掌控權」，其中包括公民在線身份的各個方面。

但是政府不會被要求設計那些身份協議。它們將會在區塊鏈中被開發出來，并開放源碼給大眾。

從意識形態上講，私人數據的存儲任務將需要社會各方的協助：作為一種公共知識財產而被創建，受到 Token 投機者的資助，并在監管機構的支持下維持運營。

與互聯網剛出現時一樣，區塊鏈思想對于大眾來說有些激進，甚至帶有社群主義，同時又吸引到了一些最為輕率資本欲望的回潮。

我們在線上世界的第一個二階段是由開放協議和知識共享所定義的；我們的第二個階段漸漸受到封閉式架構和專有數據庫的主導。我們從這段歷史中學到，開放優于封閉，至少在基礎問題上是如此。但我們很難找出一條回到開放協議時代的路。在國防部科研領域之外，不太可能出現一些救世主般的下一代互聯網協議，第一代互聯網早在 50 年前就這么做了。

在現在看來，區塊鏈似乎是最糟糕的投機資本主義，而且它還讓人難以理解。但是，開放協議的美妙之處就在于，那些在早期發現并擁護它們的人，能夠以令人震撼的新方式來駕馭它們。

就是現在，區塊鏈是復興開放協議精神的唯一希望。最終，它能否兌現其追求平等的承諾，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平臺上的擁護者。

用 Juan Benet 的話來說，他們從這些早期的網絡先驅那里接過了接力棒。

如果你認為，在現有的互聯網架構下，你無法獨自通過思考和 F.C.C 法規來改變這個系統，那么你需要新的代碼。